政治獻金暴露美國制度性腐敗

2022年中期選舉在即，美國有史以來最大金額的對非營利組織單筆捐款引發廣泛關注。過去兩年時間里，電子制造業大亨巴雷·塞德通過股份捐贈的形式，向保守派活動家倫納德·利奧控制的“大理石自由信托基金”捐款16.5億美元。這筆“黑金”不僅通過股票轉讓的方式成功避稅近4億美元，更擾亂了美國選舉與政治生態，暴露出美國制度性腐敗的冰山一角。

美國的政治權力來自資本，也服務于資本。政客表面上依賴民眾的支持，實際更依賴于財閥的捐助。在真正的初選之前，競選人就必須籌集到一定數量的競選資金，即所謂“金錢初選”。而富豪精英與利益集團則可以通過對政治尤其是對選舉的資金投入，將其經濟優勢轉化成政治權力，維護自身經濟利益，推廣個人政治偏好。正如100多年前競選專家馬克·漢納的“經驗之談”：“在政界，有兩樣東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錢，第二個我就不記得了。”此外，美國政客“入則為官，出則為商”的“旋轉門”機制，同樣體現了金錢政治對美式民主的深入侵蝕。拜登政府高昂的軍事預算就與國務卿布林肯、情報局局長海恩斯等決策成員的企業任職經歷密不可分。

為遏制金錢政治對民主的侵害，1974年，美國國會對《聯邦競選法》進行了修正，限制了競選支出和政治捐獻。此后，美國又出臺了《兩黨競選改革法》，但種種限制卻形同虛設，各種來源不透明、用途不公開、額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亂象叢生。而2010年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更是推翻了《兩黨競選改革法》限制企業或工會有關獨立支出和競選宣傳的條款，使得美國進入“新獻金時代”。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和不公開信息的非營利組織成為資本干涉政治的重要媒介，過去十余年，數百萬美元甚至數千萬美元的捐款逐漸變得司空見慣。塞德本次16億美元捐款是放松管制政治支出時代的“里程碑”，不僅將政治獻金的數額提升到一個空前高度，還意味著超級富豪與利益集團將更多“借道”非營利組織，通過貢獻“黑金”對選舉施加更多隱秘的影響。

對競選資金監管的放松，使資本對選舉的干擾更為嚴重。美國選舉成本連創新高，2020年大選總成本接近140億美元，是2016年大選支出的兩倍多，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政治選舉。在“黑金”支持下登上政治舞臺的美國政客，必然會淪為資本的“提線木偶”，推動為富人減稅的公共政策，阻止任何旨在削減經濟不平等的公共財政支出或管制的努力。而這些官員退休后又會成為游說者，許多退休參議員的薪水高達七位數。資本、政客與美國式民主制度，共同轉動了“政商旋轉門”，自由市場經濟中不可避免的經濟不平等，被轉化為影響選舉和立法結果的政治不平等。

金錢政治深入影響美國整個選舉、立法和行政過程，系統性扭曲了美國的公共政策，進一步擴大了美國貧富差距。雖非政客直接收受賄賂，但這種資本對美國政治體制的腐蝕，使兩黨與政府都難逃淪為富有階層保護傘的宿命，更暴露出美國制度性腐敗的真相。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